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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在民盟5組政協委員分組討論中說，農民現在都不愿費力氣使用畜禽糞便等農家肥了，“要大幅提高農藥、化肥的價格，讓他們(農民)用不起。”（3月9日《華商報》）

　　化肥農藥既然用起來省事，再勤勞的“勞動伯伯”也會小小偷懶一下——溫委員敏銳捕捉到了這一信息，認為應該“以漲價促他們繼續使用畜禽糞便”。這話當然不是沒有道理：一方面，全國每年消耗的化肥高達4700萬噸、農藥140萬噸；另一方面，每年產生的近7億噸秸稈大都浪費在焚燒里，畜禽糞便也污染環境，沒有得到很好的循環利用。溫委員甚至還動情地介紹說，“以前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現在農家肥都不愿費力氣了。

　　這個邏輯很含蓄，翻譯得直白一點，應該是這樣一個說法：現在的農民懶惰了，于是化肥農藥用得濫了，于是農家肥就用得少了，再于是靠農家肥養活的“有機蔬菜”等就稀罕了。食品健康的板子，輕飄飄就打上了農民的屁股。這令人聯想起一個現象：有人要看原生態的風景，刀耕火種、篳路藍縷，于是就不肯讓風景里的人過上現代生活，覺得這是破壞了主體的審美情緒；但你若是讓他過上這種情思綿長的“美好日子”，他是一刻也過不下去的。

　　如果因為想吃有機蔬菜，于是希望“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這是何其荒唐而自私的想法。任何時候，“省力”都是推動時代進步的引擎。洗衣機洗的衣服未必如手洗的干凈，為什么我們還要用洗衣機？火車飛機都可能發生故障，為什么我們不步行？……農民用化肥農藥沒有錯，因為農業現代化必然要終結“撿糞”的日子，譬如生物農藥等，早就可以破解農藥殘留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公共治理為什么不能從源頭上管控好農藥化肥？如果市場準入門檻是干凈的、健康的，濫用問題豈會久治不愈？

　　農民也是人，是人都希望享受到現代生活的科技化、便捷化。你坐上了汽車，不能要求別人騎著毛驢過“低碳生活”。再說，對農村稍有了解的就知道，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格局早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去打工的越來越多，婦女、老人、小孩，在很多地方已經是農村經濟的主力軍。事實上，農村也正遭遇著“用工荒”，哪里還有充足的勞動力“迎著朝霞去撿糞”？

　　“提價促農民不用化肥”，這樣的路徑依賴并不鮮見。市場經濟體制健全與否是一回事，關于漲價的詭辯論卻是早就駕輕就熟，這些年，公共決策的時候很流行一種說法，叫做“以提價促…”：譬如以提價促節電、以提價促節水、以提價促節約汽油、以提價促消費者對身份的認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價格手段成了萬金油，于是漲價從羞答答的“失足婦女”、一躍而成為圣神的“貞潔烈女”。

　　這樣的邏輯之所以可疑，一是因為它是以懲罰的手段、幻想扭轉客體的觀念，而觀念是個意識問題，就算被罰得叮當響，思想也不會盛開得像花兒一樣；二是它預設了一種對立的情緒，公共政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將相對人臆想為壞蛋、惡人，遺憾的是，這些政策調整的內容又不是法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