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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國農藥工業協會會長孫叔寶接受了韓書友記者的采訪，孫會長總結了農藥行業2016年的情況，對行業兼并重組、環保督察、農藥零增長、轉基因和研發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表示盡管2016年農藥出口在金額和數量上都出現了下滑，但是行業最低迷的時期已經過去，2017年行業信心正在逐步建立。

    記者：請您總結一下目前中國農藥行業的情況？

    孫會長：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非專利農藥生產國，據統計，中國有超過2600家農藥生產企業。原藥生產企業600家左右。農藥生產超半數為出口。盡管出口占中國農藥生產的主導地位，但農藥產業受國外市場需求的影響較大。

    農藥行業自2014年下半年再次下滑，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糧食和原油價格的下降。農民對糧食價格的下降較為敏感，因而不再對此增加投入。石油價格的下降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促進農藥的生產，但也使得精細化工產業價值下降，并且原油低價也抑制了生物乙醇產業的發展，該產業以玉米和甘蔗為生產原料，結果造成玉米庫存過多。隨著廉價的轉基因玉米進口到中國市場，國內政府部門期望農民充分適應今后幾年的產業規劃，玉米種植面積將減少5000萬畝（330萬公頃），大豆種植面積將增加，從而促進國內農藥使用結構調整。

    政府已經改變了種植結構管理的戰略。早些年，政府的基本目標是利用18億畝（1.2億公頃）糧食種植來保障國內糧食供給充足。日前，政府已經將此戰略更新為目前的在保證大米和小麥種植面積的同時，其他作物隨市場變化調整的新戰略。中國每年從美國和南美地區進口8000萬噸大豆用于油料加工，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油品需求。可想而知，如果不進口的話需要更多土地來種植大豆。

    關于農藥生產的趨勢，我認為中國農藥行業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全球糧食價格，因為全世界的農民都在使用我們的質優價廉的產品，至少相對于那些跨國公司而言。降低農民生產成本，使糧食便宜，最終導致農藥需求減弱——這是一種消極的周期。但市場跌宕起伏，這是由市場調節的，即供求關系。我希望農藥行業能比預期更快地克服目前的困境。

    跨國公司從30多家中國企業采購原藥甚至制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跨國公司需要檢查供應商的EHS是否符合要求以保證生產的連續性。任何潛在的事故，如泄漏、爆炸，都可能會破壞供應鏈，影響采購。總的來說，國內企業還是受益于嚴格的EHS標準。

    為了達到環境標準，地方政府偶爾會強迫污染企業，無論大型或小型企業，都要關停。其結果是，較大的公司受影響更嚴重。舉個例子，大量的上游原料/中間體，如甘氨酸，是由河北省石家莊的中小型企業生產的。一旦被關停，下游的農藥生產將因原料供應商（通常是小企業）停產而受到嚴重影響。如新安和南通江山以前自己生產甘氨酸，但他們最終放棄了生產，因為從小公司采購能使產品利潤率更高。所以因環境造成的企業關停實際上是導致對整個產業的一些負面影響。

    記者：政府在當前的五年計劃目標中提到要減少30%的作物保護公司，而現在該目標進程緩慢，您認為能實現這個目標嗎?

    孫會長：作物保護公司數量減少30%是由中國農藥工業協會提出的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目前過多的農藥生產企業不利于我國農藥產業的健康發展，因為難以把控質量。企業數量減少30%是“十三五”（2016-2020）規劃目標，我們正朝著對的方向努力，并且已經取得了部分成績。近兩年，國家工信部未再批準新的農藥生產企業，國家鼓勵企通過兼并重組來充實產品品種和創新。

    記者：目前的環保督查形勢如何？該舉措能有助于小企業退出產業么？對于大企業的影響如何？環保督查是產業鞏固的驅動器么？

    孫會長：環境保護政策在產業兼并重組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以保護水源和大氣行動為例，中國農藥工業協會和國家環保部在2013年組織了草甘膦主要企業的環保核查，草甘膦的價格也因一批生產企業的停產而走高。我希望環保核查能成為行業常態，而不是偶發性的。我的邏輯是，規模小的生產企業因缺少相應的環保設施和戰略規劃，無法在環保督查的高壓下生存，而順應環保政策管理的較大企業能夠健康發展。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了國內很多企業間的兼并重組，但是其對產業的影響還比不上跨國企業間的兼并重組。不是每個并購都能順利完成的，例如南通江山原計劃并購江蘇常隆，但最終因常隆的環保問題和股東的反對而被擱淺。

    記者：2016年中國農藥的出口如何？草甘膦的出口行情和價格是怎樣的？其他主要品種的原藥出口情況怎樣？

    孫會長：據統計，2016年國內農藥出口量和價格都出現了下滑。原油和原材料價格的下降是造成出口下降的原因。我們可以從那些上市公司的季報中發現，他們的利潤微薄甚至是虧損。

    以草甘膦為例，出口下滑15%。事實上，草甘膦是整個農藥市場的風向標。2016年四季度，草甘膦價格出現上漲，其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原油價格由25美元/桶上漲到了50美元/桶，另一個是環保督查帶來的產能減少。

    中國農藥工業協會也對相關會員企業提出警示，要保持農藥價格的穩定。我們希望作物保護公司業務穩定發展而不是像過山車一樣波動。農藥行業價格的穩定增長也能吸引風險基金的跟進。

    記者：隨著人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您認為國內公司有可能轉向印度采購產品么？

    孫會長：事實上，我們從印度進口部分農藥，比如殺蟲劑溴氰菊酯，殺菌劑代森錳鋅和其他一些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我們也從印度進口原材料，比如吡啶和菊酸。但是目前為止印度從中國購買得更多。很難預測中國企業是否會增加從印度的采購——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但是個人認為可能性很低。

    農藥生產涉及到技術集成，包括生產過程、環境保護和先進的設施。核心技術是不容易被復制的，雖然非專利產品與新活性成分的發現不具備可比性。另一個關鍵點是，中國農藥工業具有垂直產業鏈，大多原藥合成是從頭開始，即從原材料開始。充足的原材料來源使中國農藥產業繁榮且有競爭力。我不認為其他國家可以做像中國這樣的全產業鏈，除了印度可以做到一部分。與玩具、電子產品和服裝行業不同，這些行業對成本和價格敏感，農藥行業相對更穩定。我認為中國農藥行業仍有提升空間。

    記者：2016年國內農藥市場發展與2015年相比有何變化？有哪些重要的影響因素？

    孫會長：我認為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NATESC)和農業部(MoA)來回答這個問題比我更權威。根據南京植保會新公布的部分數據，2016年并不是一個好年度，國內農藥市場的數量和農藥的價格均下降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防治領域蟲害影響壓力有所下降。此外，較低商品價格不利于農藥市場。

    記者：中國在農藥出口退稅、農藥安全問題、“農藥零增長”使用方面有什么行動計劃么？

    孫會長：目前，制劑退稅是5%，原藥退稅范圍從7%到11%。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情況。我建議制劑出口退稅率應高于原藥。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熟悉農藥行業。我們需要一些微調來促進農藥出口。

    中國農藥工業協會、跨國公司和中國作物保護公司一直在為促進農藥使用安全共同努力。我們發現最重要的安全問題不是來自制造工藝和運輸，實際上是來自農藥的濫用，如過量使用、錯誤使用等等。

    農藥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之一，用于幫助農民保證質量的同時增加產量。當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時，沒有人指責農藥。一旦我們能夠自給自足，食品安全就成為了一個大的話題。農藥殘留成為食品質量下降的詬病。我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我認為有兩個解決方案：一是技術創新來提高農藥藥效，減少用量，降低殘留，這有賴于新成分的發現和制劑創新。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即教育農民正確使用農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農藥工業協會與農業部和植保中國協會合作發起一個名為“鄉村大講堂”的農民教育計劃。中國農藥工業協會還提供各種農作物整體保護解決方案。

    關于農藥的零增長使用，我們鼓勵較小的制劑企業轉型為作物保護服務提供商，指導農民科學使用農藥。最近，無人機已經在大田上用來噴灑農藥，先進的農作物保護噴霧設備在減少農藥用量、保證藥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個策略是教農民在實踐中使用的經濟閾值的概念。農民通常不能容忍在田間噴灑農藥后看到移動害蟲。我們要說服農民，使他們認識到85%的農藥功效能足以確保高產量。

    記者：兼并重組對中國農藥工業起著什么作用？

    孫會長：跨國公司比中國公司更加注重市場營銷調查，這樣他們可以預見在未來市場，并且準備潛在的合并和收購。跨國公司間合并（陶氏和杜邦）和收購（拜耳和孟山都、中國化工和先正達）后數量將更少，重復產品的退出將造成產品線減少。從消極方面來看，壟斷權力的集中可能會扼殺創新，導致降低國內原藥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在好的方面，中國企業可以利用從跨國公司釋放出來的生產線，例如，北京穎泰從陶氏買下了整個產品線，這就能幫助它滲透到全球市場。此外，中國的作物保護公司可以很容易地雇傭有經驗的市場/銷售人員，因為某種程度上說并購通常意味著裁員。

    記者：您對農藥產業下一個五年的愿景是怎樣的？

    孫會長：我們知道，農藥市場與大宗商品價格和石油價格密切相關。農藥價格會因為石油價格的上漲而上升。而且具有周期性，如之前2008年到2013年的周期。我確信農藥價格下個周期會在一個合理的價格范圍內波動，大波動不太可能會發生(價格大起大落發生在2008年至2013年)。一夜暴富是不可持續的。總之，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對2017年充滿信心。

    記者：您認為轉基因玉米和大豆會在什么時候被允許在中國種植？

    孫會長：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研究。最成功的案例是中國Bt棉花被廣泛種植從而減少了農藥的使用。中國有各種轉基因作物儲存在研究機構/大學的實驗室，尚未商業開發。我們不知道這些轉基因作物與跨國公司相比有多好。

    在中國，科學界和政府是支持轉基因作物的。為什么中國想并購先正達?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轉基因作物和其他新的創新，不僅僅是農藥業務。

    我認為可以在中國種植轉基因玉米。然而，我們跟美國比有很多局限性，如我們的農田面積、種子銷售渠道和維護費用。盡管中央政府期望大豆種植面積的擴張，我還看不到在中國的北方或西北任何培育轉基因大豆的可能性。原因是關于飲食習慣，中國人喜歡豆腐，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轉基因大豆制成的豆腐。

    記者：一旦中央政府在不久的將來對轉基因作物發放通行證，這將對中國農藥產業有何影響？

    孫會長：如果允許抗“農達”作物在中國生長，選擇性除草劑的使用將大大降低。與此同時，“超級雜草”將成為一個新的問題，這就為選擇性除草劑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

    記者：您能評論一下目前中國對新有效成分的研究和發現么？

    孫會長：四家中國作物保護公司進入了“Agrow Award”前20位，他們的銷售收入和凈利潤都比較大。至少比日本的作物保護公司更大，有能力合成新化合物。我認為新有效成分的發現將是中國企業發展的一個方向或責任。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有30多個新有效成分獲得了專利，這都是由研究機構而不是公司研發的。由于缺乏銷售策略，新成分似乎沒有實現盈利能力。我們無法趕上日本研究團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新成分的發現是由企業來提供資金和驅動的——他們的研究包括分子設計、合成、篩選、生物測定、毒性研究和理化性質，而我們主要關注分子合成。

    此外，我們的新成分主要是在研究機構/大學發現的，由研究者帶領，研究生、碩士、博士生來實施。我不能否認部分發現/專利是因他們的職稱需要通過發表科學文章而驅動的。所發現的新成分命運不是被賣給跨國公司就是中國公司用于商業開發，而國內這些公司因為規模太小而沒有能力開發新成分。這就擺出了一個問題——新成分的開發與產品生產發展聯系不緊密。對我來說，新分成的發現是系統科學。將來，新分成的發現應由農民需求來驅動，由作物保護公司來研究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