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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是一個生物災害十分嚴重的國家，全國糧食作物主要病蟲害近200種，如不進行有效防治，每年造成糧食產量損失約15%、果品蔬菜產量損失25%以上……

    據統計，近5年我國農作物病蟲害年均發生面積4.3億hm2次、防治面積5.3億hm2次，通過有效防治，每年挽回糧食產量損失1000億kg左右，占糧食總產量的1/6。換言之，病蟲害防治工作為我們爭取了2000萬hm2隱形耕地。因而，病蟲害治理能力是農業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高產、優質、高效的重要保障，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植物保護工作得到了良好發展，植保隊伍從無到有，不斷壯大；植保技術迭代發展，不斷創新；制度建設日益進步，不斷完善，保證了植保工作的及時、有效開展，植保防災抗災能力明顯提高，為糧食生產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 、筑牢基礎， 建立日趨完善的植物保護工作體制機制

    植物保護工作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措施，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50年，全國發生小麥條銹病1333萬hm2；減產120億kg，占全國小麥總產量的41.4%，超過當年夏季征糧的總數，約等于1700萬人一年的口糧！周恩來總理和陳云副總理對此高度重視，指示農業部成立全國小麥銹病防治協作委員會。新中國植物保護工作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1 建立了貫通五級、覆蓋全國的植保體系

    從1949 年在農業部內設置病蟲害防治司，到20世紀50—60年代在各地建立數以百計的病蟲防治站、植物保護站、植物檢疫站、病蟲測報站，成立統領全國植保行政與技術管理的植物保護局，再到70—80年代農林部先后恢復植物保護局、植物檢疫試驗所、農藥檢定所，增設農作物病蟲測報總站、組建全國植物保護總站，逐步建立了貫通國家—省—市—縣—鄉的五級植保體系。至20世紀90年代，全國有省級站40個（含部分獨立的病蟲測報站和生物防治站），地區級站313個，縣站1929個，擁有各級植保技術人員2.4萬人。在搭建植保體系框架的基礎上，還分別建立了病蟲測報體系、植物檢疫體系、抗藥性監測體系、社會化服務體系、農藥檢定體系等專業技術體系，全面支撐農作物重大病蟲害監測防控能力。

    1.2 確立了“預防為主、綜合防治”植保工作方針

    我國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史，從甲骨文中的“卜雨告蝗”，到《呂氏春秋》中的適播防蟲，到屢屢見諸史冊的蝗旱同災，中國的糧食生產歷史，是一部“靠天吃飯”“與蟲共舞” 的奮斗史。20紀40年代以來，化學農藥的研制開發和廣泛應用，讓植物保護走上了“病蟲一掃光”的工業化快車道，但同時也帶來了農藥殘留與生態環境污染、 病蟲害抗藥性與再猖獗等嚴重問題。1962年《寂靜的春天》發出了要產量還是要環境的世紀之問。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際上提出了有害生物綜合治理的防治策略，病蟲害防治的思路和理念逐步扭轉。我國于1975年提出了“預防為主、綜合防治” 的植物保護工作方針，2006年進一步確立了“公共植保、綠色植保”的理念，使病蟲害防治從傳統的以消滅病蟲為目的的短期行為，發展到著眼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提升生物災害預防控制能力的長遠考慮。

    1.3 健全了上下銜接、多管齊下的制度保障

    政策法制是貫徹植保方針、加強體系建設、提升監控能力的根本保障。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制定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法規，明確植物保護的性質、地位和作用，規定植保機構的職責職能、組織設置和條件保障，指導植物保護工作開展。從1982 年開始，中央先后出臺的20個1號文件中，對各個時期的植保工作均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同期，制定了《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植物檢疫條例》《農藥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農業部也出臺了一系列實施細則和配套規章。2010年2月，在中國工程院郭予元院士等12位專家的強烈呼吁下，我國啟動了《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條例》的制定工作，歷時十年，終于在2020年3月正式公布，成為植物保護工作法制化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二、協作攻關，重大病蟲害得到持續有效控制

    一代代植保人立足實踐、探索創新，扎實推進改治并舉、源頭治理、聯合監測、抗性治理、阻截防控等工作，破除千年蝗災、力克小麥條銹病、阻截草地貪夜蛾、嚴控馬鈴薯甲蟲疫情蔓延，實現了對農作物重大病蟲害的持續有效控制，為穩定糧食生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2.1 改治并舉，破除千年蝗災“夢魘”

    蝗蟲是中國歷史上為害農作物最嚴重的一種害蟲。據記載，從公元前707年到1949年，共發生蝗災942次。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蝗區面積達 521萬hm2。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高度重視蝗災的治理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蝗，并開展基礎理論及防治技術研究，提出宜蝗區改造與治蝗工作相結合的“改治并舉”思路，通過蓄水育葦、造塘養魚和種植香花槐等蝗蟲非喜食植物，改造蝗蟲孳生地，取得了顯著成效。經過長期治理，到 20世紀70年代飛蝗孳生面積縮小到122萬hm2，在較長時期內控制了蝗災，在國際上得到普遍贊譽。

    20世紀80年代以后，受異常氣候和黃河頻繁斷流的影響，加上蝗區生態環境及蝗蟲發生規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蝗蟲發生再次加重。為此，農業部及各地區植保部門在開展蝗區數字化勘查的基礎上，通過對異常氣候作用下蝗蟲發生規律與分區治理的研究，確定并推廣了以生態控制為基礎、生物防治為主、化學應急防治為補充的蝗害可持續控制技術，建立蝗蟲防治信息平臺、蝗蟲發生防控數據庫，大力推廣無人機、加農炮等大型超低量施藥器械，提高蝗蟲防控效率，有效控制了蝗蟲為害，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東亞飛蝗蝗區勘查及可持續控制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果獲得1999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2 源頭治理，攻克小麥“癌癥”難題

    小麥條銹病是長期影響我國小麥生產穩定發展的重要的大區流行性病害，曾多次在全國及西北、西南等部分麥區流行。1964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要像對付人的癌癥一樣對付小麥銹病”。為控制小麥條銹病的流行為害，我國植保科技工作者通過深入菌源地實地調查，逐步摸清了條銹病的越夏越冬條件、區域和大區流行規律，提出了“以抗病育種為主、藥劑防治和栽培防治為輔”的綜合防治策略。推廣了抗銹良種、藥劑拌種、退麥改種、適時晚種以及帶藥偵察、打點保面和實時監測、統防統治等多種防病關鍵技術，構建了綜合治理技術體系，減輕小麥條銹病的流行為害。以此為核心的“中國小麥條銹病菌源基地綜合治理技術體系的構建與應用”成果，獲得2012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據不完全統，2009—2011年， 小麥條銹病菌源基地綜合治理技術體系在我國甘肅、四川等8省（自治區、直轄市）累計推廣應用面積達1533萬hm2次，顯著降低了全國小麥條銹病的發生面積和為害損失，增收節支總額93億元。

    2.3 聯合監測，讓遷飛害蟲無處“遁形”

    遷飛性害蟲具突發性、暴發性等特點，是農業生產的大敵。其中，稻飛虱是我國水稻生產中為害最為嚴重的遷飛性害蟲，20世紀70年代以后，其發生程度明顯加重，年均發生面積約1533萬hm2，嚴重發生頻率高達70%左右。1987、1991年全國稻飛虱特大發生，面積分別達1800萬和2267萬hm2。為有效控制其為害，各地植保部門在掌握其遷飛規律的基礎上，應用自動蟲情測報燈等先進工具，建立了聯合監測、異地測報的預警機制，極大地提高了預報的準確性和時效性，“佳多農業害蟲監測系統及燈光誘控技術研發與應用”獲得2006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08年8月初，北京奧運會召開在即，遷飛性害蟲草地螟向奧運場館成群結隊飛奔而來。植保體系提前發出警報，并緊急構建起張北和延慶地區兩道防線，有力阻截了草地螟后續遷入，保障了北京奧運會的順利召開。

    2019年，面對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出全球預警的草地貪夜蛾入侵威脅，全國植保體系做到了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預警、第一時間防控，并進一步構建完善了草地貪夜蛾“三區四帶”阻截防控體系，連續2年贏得了草地貪夜蛾防控攻堅戰的階段性勝利，將其為害控制在南方非主產區，主發區為害損失率低于 3%。由于措施有力、工作出色，中國被聯合國糧農組織選定為全球草地貪夜蛾防控行動示范國家。

    2.4 抗性治理，遏制棉鈴蟲再“猖獗”

    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棉蚜、棉鈴蟲等害蟲對菊酯類農藥產生高度抗藥性，導致我國黃淮海及長江流域棉區棉鈴蟲連續5年大發生。1992年棉鈴蟲特大發生，受災面積1267萬hm2次，造成皮棉減產4.2億kg，直接損失30多億元。農業部組織全國植保部門大力推廣秋季耕翻、冬季滅蛹、理化誘控、輪換交替用藥、使用混配制劑、種植轉基因抗蟲品種等綜合治理措施，減緩害蟲抗藥性發展，遏制了其大發生勢頭。“棉鈴蟲區域性遷飛規律和監測預警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果，獲得2007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5 阻截防控，斬斷入侵生物“魔爪”

    有害生物入侵是影響我國農業生產安全的重大隱患。針對發生區域不廣、對產業威脅較大的重大疫情，各級植保部門建立阻截防控帶，嚴防其擴散蔓延。針對新疆馬鈴薯甲蟲，通過設立固定監測網點、鏟除傳播通道寄主植物、管控發生區產品調運等措施，牢牢將其控制在新疆北疆區域長達 25年。針對蘋果蠹蛾，抓住殘次果品調運這一高風險點，采取阻截勸返、定點加工、應急處置等措施，持續將疫情穩定阻截在甘肅蘭州以西，嚴防其傳入黃土高原蘋果優勢產區。在稻水象甲發生區，采取“秧田防控、帶藥移栽”等綜合措施，長期將稻水象甲為害程度控制在3%以內，重大植物疫情防控做到了有的放矢、有條不紊。

    三、面向未來，構建新時期植物保護新格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全面擘畫了“十四五”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黨中央再次作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大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飯碗要一起端、責任要一起扛。此乃國之大者”。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發展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給全球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如何于變局中謀定局，保障新時期國家糧食安全，全國植保工作者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時不我待、舍我其誰的政治擔當，全身心投入構建植物保護新格局的工作中。

    3.1 構建體系建設“大格局”

    病蟲害防治是一項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應對機構調整改革、農村生產經營形式變化給植保工作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必須更新理念，優化機制，引入新生力量，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健全農作物病蟲害防治體系”的要求，加快構建機構完善、上下貫通，一主多元、齊抓共管，服務生產、協調一致的植物保護體系新格局。

    首先，突出公益性機構職能。建立健全穩定省市、強化縣級、輻射鄉村的政府履責體系。省、市要鞏固穩定專門的植物保護機構，縣級要增加植保專業人員配置比例，鄉鎮要保留植保專業人員，村級要建立農民植保員隊伍，打通病蟲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其次，拓寬社會化服務渠道。按照市場主導、政府扶持、專業服務的原則，大力扶持發展病蟲害防治專業服務公司、專業合作社等新型植保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社會化組織開展防治服務，提升專業化統防統治覆蓋率。第三，建立一體聯動機制。構建以產業為主線，以任務為牽引，以農技推廣機構為樞紐，廣泛聯系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植保技術推廣服務新模式，形成高質量技術創新和服務供給合力。

    3.2 推進防控技術“大集成”

    針對植物保護涉及生產布局、結構優化、種植制度等多個領域的實際，加大技術集成創新力度。通過深化與科研單位聯合攻關、注重對基層生產實踐創新總結提煉、加強高新技術應用成果征集等渠道，解決技術來源問題；按照技術推廣工作接續農業科研、融合現代產業技術體系、傳導新型經營主體路徑，重點建設綠色穩產、節本降耗、提質增效、防災減災、生態保護等先進農業技術的驗證篩選體系、綜合評價機制和集成熟化平臺，形成創新發展模式，引領帶動植保體系轉型升級。按區域、按作物、按對象，集成組裝配套的全程綠色防控技術模式，推進綠色防控與專業化防治服務融合發展，構建更加符合農業綠色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防控技術體系。

    3.3 貫通植保專業“大數據”

    按照“頂層設計、系統整合、數據集成、綜合展示”的思路，構建植保大數據平臺，進行系統架構的認證、技術標準的制訂、關鍵技術的引進和吸收、應用場景的設立。通過匯集現有信息系統數據資源，強化對數據的挖掘分析和綜合應用，形成病蟲情信息“一張圖”，實時展示全國病蟲害動態，為指揮調度和上級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依托基于5G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新技術，探索建立集遠程識別、智能診斷、防控指導為一體的農作物病蟲害智能化識別監測系統，合理重構數據規則、調用模式、拓撲結構和功能模塊，逐步實現管理中樞化、應用一體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發出“2030年，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布朗之問”。在一代代植保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中國糧食安全之盾越鑄越強，也為解決世界糧食安全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