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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原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談到國內農產品安全問題上說，“化肥和農藥被妖魔化了”。今后，國家將會推出更多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市場監管，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的信心。

　　談農產品安全

　　“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

　　如何保障中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牛盾認為，目前最關鍵也是最為薄弱的，便是執法落實環節。為此，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監管不力的要處罰，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說，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

　　北青報：當下公眾對餐桌上的農產品安全有一些顧慮，比如有報道稱海產養殖濫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牛盾：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全社會都高度關注的事情。在中國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們應該向工業化國家借鑒學習，提升農產品安全。

　　從技術上講，我國抓農產品安全才20多年。現在是千家萬戶小規模生產，我們的監管覆蓋需要搭配，要把市場入口封好。哪個國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國的黃瓜、西紅柿出現過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現漏洞，我們盡量縫好就是了。

　　保證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質量安全標準及配套體系，標準可參照發達國家；第二是建立強大的技術保證和技術支撐體系，能對進口和國內農產品進行技術檢驗和檢測；第三是建立農產品認證、認可體系。經過認證無公害、綠色、有機的產品，要給其證書和資質；第四是整個國家要有強大的投入，推動前面三項建設，要有強大的行政執法能力落實這個事情。至少四個環節，才能保證一個國家農產品安全。

　　北青報：目前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牛盾：現在執法落實環節最薄弱，容易出問題。現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實。執法是要碰硬的，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力，保護一部分人的權利。政府要明確是各個部門的職能，還要注意信息反饋，收集批評和建設信息。

　　北青報：對于監管不力的部門和主要領導，強調追責會不會更有效？

　　牛盾：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瀆職領導干部要問責。我認為，追查農產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對監管不力的部門、領導也要懲罰。

　　北青報：據您所知，有領導干部因為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被追責的嗎？

　　牛盾：有。農業部也有這方面的案例。不只農產品安全，各領域如環保等，出了問題，也有領導被追責的。

　　北青報：您怎么看消費者追求純天然、有機綠色食品這一現象？

　　牛盾：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歐洲貴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樣的標準，世界恐怕要餓死一半人口。

　　我認為，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現在市面宣傳一種產品好，就強調沒有用化肥和農藥。這都是不全面、不專業的表述。化肥是人類科學技術創新的優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營養從哪里來？現在強調的是要科學施用、不能濫用，造成殘留的對人類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對化肥、農藥。這是不科學的態度。

　　實際上，我們食品安全領域，最大的問題是生活習慣，比如食用隔夜菜、臘肉等，由此產生的有害微生物，對國民的危害比你們關注的藥殘污染要大得多。困擾西方國家的化學污染，比如比利時飼料有強烈的致癌物二惡英，而我們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問題。公眾認知其實有很大的偏離。

　　北青報：部分消費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標識碼也是心存疑慮的，覺得真假難辨。

　　牛盾：這就是信任危機的問題。所以要強調對不法企業施以重典，否則市場機制就變成劣幣驅逐良幣。要用鐵的手腕，發現一起處罰一起。

　　談糧食安全

　　轉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

　　自2015年3月被任命為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牛盾在國外履職一年。據他觀察，西方國家食品安全問題也有漏洞，只是國內媒體鮮有報道。去年我國進口了8000萬噸大豆，國內大豆的產量卻正在縮減。針對在國內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建議，牛盾認為，非轉基因大豆和進口大豆不是替代關系。

　　北青報：我國大豆去年進口8000萬噸，國內市場消費對進口大豆依存度達到80%以上。這樣下去，未來不會有糧食安全隱患嗎？

　　牛盾：我們有自信能保證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目前無非是個別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大豆只是單一的品種，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對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進口。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為降低風險，我們進口多元化，進口國不一定限定在美國，還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開展友好貿易關系。其次，遵循市場規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我們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產國建立生產基地。

　　北青報：有來自農業界的政協委員認為，如果讓東北部分地區也種植轉基因大豆，國內大豆的產量和價格競爭力就上來了。

　　牛盾：中國的土地資源有限，大豆單產又低，所以要滿足巨大需求量只能進口。美洲都是轉基因大豆，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來的是高油大豆，而我們的非轉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證國內和東南亞地區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醬、豆腐。人們害怕轉基因大豆存在風險，其實轉基因成分沒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質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目前也沒有數據證明轉基因大豆對人類健康有威脅。

　　國內沒有批準生產轉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銷售。通過大豆振興計劃、經過種植面積調整，可以提高國內非轉基因大豆的產量。但是它和進口大豆不是一個替代關系。

　　北青報：有科學家不解，國內研發的轉基因大豆無法轉化為商業化種植，而國外種植的轉基因大豆正占領中國市場。

　　牛盾：品種結構貿易的問題跟科學研究有一定聯系，但不存在必然聯系。國內也有研究轉基因大豆，我們進行安全評價時認為數據還不夠，還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際數據。

　　我們吃的非轉基因大豆經過5000多年的驗證，但至今還有人對大豆蛋白過敏。一個品種的研發需要非常慎重。我們認為安全了，就可以商業化。進口大豆也是經過國外很長時間的試驗，并通過了中國的安全評價，拿到了中國頒發的安全評價證書。

　　談轉基因

　　非轉基因標識是不合法的商業促銷方式

　　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期間，牛盾總被媒體追著問：您自己吃不吃轉基因食品？領導干部是否有特供？

　　本次接受北青報采訪時，他很坦誠地回應：“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可以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產品，但一定是經過安全評價的。”

　　北青報：現在市場上非轉基因產品標識特別醒目，以此吸引消費者。可按照相關規定，不是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產品才需要特別標識嗎？

　　牛盾：這是一個賣點，但這種商業促銷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屬于工商總局監管范疇。執法力量不夠，就沒能力全覆蓋。

　　現在市場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過來標識。轉基因技術出現僅20多年，代際數據一個也沒有，所以人們有一些疑慮，覺得非轉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慎重的態度，不是完全排斥轉基因技術。

　　北青報：轉基因技術如何科普？

　　牛盾：轉基因科普，農業部門也在強力推。但畢竟它屬于高端生物技術知識，普及過程中還受到受眾自身科技素養限制。此外，“挺轉”和“反轉”當下力量對比很激烈。

　　北青報：農業部夾在中間，是不是很為難？

　　牛盾：這是我們的職責。農業部門肯定不會支持其中一方，這樣不科學。我們要按事實、法律和結果說話。現在，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說主管部門不抓住機會，反對轉基因產品的人就說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極端言論講，你們跟美國串通在一起……我們聽得多了。

　　北青報：為滿足公眾知情權，轉基因標識管理是否應該加強？此前還有專家呼吁盡快修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牛盾：確實應該加強標識管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施行10多年了，現在正在修訂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完善。如何更準確監管、如何讓消費者有知情權及選擇權、如何不造成歧義，這些都在研究當中。

　　北青報：社會都很關注轉基因作物濫種的問題。

　　牛盾：這是一個執法的問題。濫種就是違法，出現一起就要查處一起。不過具體調查過程很復雜，比如種子來自哪里？怎么流出來的？誰批準種植的？任何人違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黃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數據，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證據確鑿，違法人員都被繩之以法。國家沒有規則不行，不按法律規定辦事的，一定要受處罰。

　　我們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對大家都好。這樣大家都能規范地依法地開展工作。好比你開車技術再高、再遵守交通規則，遇到碰瓷的，你總是躲避不過的。很多人會因為你有公權、有資源，就打你的算盤、拉你下水。權力尋租在哪兒都一樣。

　　北青報：民眾總是好奇，農業部領導吃的農產品和老百姓吃的農產品是否一樣？他們吃不吃轉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能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產品，但是一定經過安全評價的那些。